2018亞太地區應關注的三大合規趨勢

亞太地區復雜的監管格局，加上該地區企業數量的迅速增長，增加了對高效企業秘書服務的需求，以推動企業需要的法律和合規功能。

根據TMF Group的研究，亞太地區注冊公司的數量在2013年至2016年期間以接近10%的復合年增長率。在新注冊實體的增長方面，中國占主導地位但同時，澳大利亞、馬來西亞、印度、韓國、菲律賓、新西蘭和新加坡的增長也相當可觀。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時，全球市場受到沖擊，自那時以來，監管報告的要求顯著隨著增加。新舊企業都面臨著亞太地區不斷變化的監管復雜性和合規要求所帶來嚴峻的壓力。

為了提高透明度，經合作與發展組織（經合組織）于2013年推出“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行動計劃”，為跨國公司每年在其開展業務的稅務轄區范圍內公布給大眾的資料提供了一個條規系統。

亞太國家針對該行動計劃采取相對的舉措也給企業帶來了更多挑戰。截至2016年5月，幾乎三分之二的亞太國家已經推出或正在計劃引入“國級報告”（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行動計劃中的新報告要求之一）。該地區的另一個主要立法發展是經合組織的統一報告標準，該措施已經在各國廣泛采用。

現在，公司需要應對的全球監管報告要求明顯增多。其中包括前面提到的旨在通過提高透明度防止避稅的國級報告，旨在加強銀行監管和風險管理的《巴塞爾協議III》，以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該文件涉及改進的會計準則，其中將財務工具與信用風險管理結合了起來。

亞太區的監管機構也在增加當地的報告要求，這也增加了公司的負擔。為了應對和治理這些不足，許多機構將標準與全球監管報告舉措結合起來。例如：

香港已實施“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希望可以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保持一致的水準。另外，該地已著手引入新的流動資產報告義務。香港還根據《2017年稅務(修訂)(第6號)法案》，推行了國級報告的框架。現在若一個跨國企業集團在兩個或多個轄區內擁有主要實體或業務，并且其收入達到一定的數值，就須在某會計期間提交一份有關該會計期間的國級報告。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在2017年2月發布的第610號通知中提出了對監管報告要求進行更改，以便與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的第239號文件（《風險數據匯總和報告》）保持一致。
澳大利亞的監管機構正在更新諸如ARF 320、391和392這樣的核心報告形式。
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印度，臺灣和中國的報告制度同樣也在不斷更新或改進。

這些變化增加了監管報告的數量和復雜性，給公司的基礎設施、流程、風險管理系統和人力資源帶來了更多壓力。

相關的執法行動和對違反這些要求的處罰基本上都會很嚴厲。近期，因可疑交易報告程序的合規管控不到位，兩家瑞士銀行最近被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取消了許可證。

家族企業在亞洲屬于崛起的一股勢力。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家族企業在促進亞洲經濟增長方面的貢獻遠遠優于其他類型的企業。三星、長江集團、怡和集團、塔塔集團和臺塑集團是該地區一些主要的家族集團。

他們通過自己的財富、人脈和創業技能，經過幾代人的磨練，開拓出龐大的帝國。大型家族企業的股價在亞太區往往超過全球藍籌股指數。

對于家族企業來說，有效地管理公司治理措施（比如舉報政策和提高透明度）會是一項挑戰。在滿足合規要求，維持家族利益和外部利益相關者的信任之間的平衡，這些公司都必須要兼顧到很好。

家族企業面臨的其中一種風險是任人唯親，將公司資源按自己的利益而不是股東的利益進行分配，導致效率低下的可能性高，因而降低持股價值。

隨著監管機構對上市家族企業的持續監督，家族企業應該意識到不同國家在合規性方面的各種挑戰。例如，在香港，2014年新“公司條例”的通過提供了基本的監管框架，而其他監管機構（如香港股票交易所和香港金融管理局）也在配合此項監管條規。

在大股東或與家族有關聯的董事影響下進行管理是監管機構特別關注的風險。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會和“企業管治守則”（根據《香港交易及結算所上市規則》制訂的一項非法定文件）提出了一套良好企業管治的建議和原則，可以讓企業家參考。

其中條規監管的包括董事的職責、對涉及董事的重大交易的批準、控股股東的自營交易以及董事會中執行和非執行董事的平衡組成。

全球主要市場對優秀合規專業人士的需求持續增長，尤其在新加坡，香港，中國和印度，諸如反洗錢，反欺詐和政策審查等合規問題仍然是熱門話題，因此公司仍需要更多合規專業人士的導航。

隨著監管機構采取更積極的措施，“了解客戶(KYC)”和盡職調查的標準都紛紛提高。金融機構必須達到這些高標準，通過改進KYC程序，采取行動解決KYC的歷史缺陷，以及持續監控客戶的背景和活動，才能以確保所有信息的準確性和時效性，從而避免受到處罰和聲譽受損的風險。

亞太地區應對合規人才問題的國家及策略：

在新加坡，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推動了監管、金融犯罪、調查、監控和監督等方面對合規人員的需求的增長。多家金融科技初創企業正在招聘合規人員，以應對某些監管方面的限制，尤其是在支付領域。
在中國，金融服務公司繼續招聘風險管理人員、合規和審計專業人員，從而進一步加強中、后臺部門的職能。
隨著《2013公司法》的出臺，以及由于在新時代中成長起來的公司和新一代企業領導人對良好治理的關注日益增加，印度對公司秘書的需求也在增加。
香港在這一領域還比較缺乏技術人才。許多金融機構表示，它們缺乏有效實施與KYC相關的變化所需的資源和人才。熟練的合規人員的短缺導致了與KYC和盡職調查過程和軟件相關的成本上升。據估計，香港每年在KYC和盡職調查方面的支出為8千萬美元，遠高于全球平均水平6千萬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