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進投資

在過去15年間，作為一項資產類別，基礎設施已越來越普及。TMF Group于1988年在荷蘭成立，并于2009年開始開展服務型基礎設施投資。在全球范圍內籌集資金并開展投資的全球十大基礎設施管理機構中，現有四家正與我們合作。澳大利亞擁有相對穩定的政治環境和清晰的合作渠道，以及臨近中國和其他亞太市場的地理位置優勢，使其成為了最具吸引力的基礎設施投資目的地之一。

自2008年以來，我們見證了外國投資者在澳大利亞的收益大幅增長。就具體數字來看，相比2008年時僅為九個左右，現今已有來自超過15個國家的投資者開展交易活動。澳大利亞政府已建立澳大利亞基礎設施建設協會等專門的咨詢機構，并列出大額預算開支，持續致力于實現基礎設施的蓬勃發展。

鑒于近年來的多個里程碑式的私有化進程——例如，新南威爾士州的越網公司和維多利亞州的墨爾本港——各州政府持續更新其收支清單和回收資產，從而為市郊綠區項目注入了新的資本。一項已獲公認的政府和社會合作計劃，也向人們展現了未來可能出現的各種不同的基礎設施部門。去年，聯邦政府進一步闡明了如何處理外商在可能涉及國家安全考慮的部門進行投資的問題。我們相信，由于澳大利亞的基礎設施已實現與國際資本的結合，這個國家將繼續成為“凈資本輸入國”。

考慮到外國投資者對澳大利亞基礎設施的濃厚興趣，他們將如何參與市場中的交易活動？而您又可以為他們提供哪些幫助？

自2008年以來，澳大利亞的MIT稅務制度為具備資質的外國投資者提供低稅率優惠，且與平時30%的稅率水平相比，基金代銷稅降低了15%，澳大利亞也已從這一有利的稅務制度中獲益頗豐。這一優惠政策對高價基礎設施資產所有者尤為重要。

對于有興趣在澳大利亞開展基礎設施、房地產和農業資產投資的投資者而言，管理投資信托已成為必需。管理投資信托稅務制度的另一項優勢是，外國投資者已不再需要在澳大利亞境內設立企業辦公室以降低成本。在我們與當地服務提供商Evolution Trustees的合作關系下，雙方的全球專業知識與演進的地區性知識得以結合，通過我們的點對點解決方案，能協助投資者受惠于澳大利亞的管理投資信托稅務制度方案。

您與Evolution Trustees的合作關系會起到什么作用？

通過與Evolution Trustees的合作，我們很容易就能獲取管理投資信托要求中的一些關鍵要素。這些要求包括在澳大利亞擁有住處、在這個國家開展實質性投資管理活動、公司管理章程測試、許可測試和廣泛/非隱蔽性持有要求等。此外，管理投資信托不可以是交易信托。這一聯盟已為我們共同的客戶建立了一些管理投資信托媒介，包括由澳大利亞專業基金管理機構發起設立的一個為高凈值澳大利亞人士提供高質量基礎設施投資渠道的新基金。

從澳大利亞到全球市場，隨著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不斷創造出定制投資結構，這種外包交付模型又發生了怎樣的改變？

通常，普通合伙人會告訴我們他們的操作模型是不同的，他們的投資結構復雜難懂，而他們的投資者條款也具備越來越多的定制特性。平臺和其他共同投資形式正成為發展趨勢，而新的資產和戰略也正改變這一外包交付模型。這就創造出需要進行管理的其他投資工具。很顯然，普通合伙人操作模型的重心正從交易發起演進為資產管理。例如，一位經理人向我們解釋道，他們的平臺具有資產專用性。其目標是為確定的項目進行量身定制，而不是像普通基金那樣為有限合伙人提供更大靈活性的以及通過一位經驗豐富的經理人為合伙關系提供再保證。這就導致服務變得更復雜，服務過程中需要做更多報告、受更多的監管要求限制以及更頻繁地應用數據訪問技術。

同時，我們重視具備精益團隊的小型基金經理人的需求，他們需要對管理工作進行外包。因此，我們在財務和管理支持方面的靈活性，對于減輕各種類型的投資者和經理人快速增長的合規性負擔來說是必不可少的。

全球各地有著不同的管理制度和操作要求，到底什么是基礎設施投資者的后勤部門所面臨的關鍵性壓力？

如今，隨著客戶日益全球化，他們都正在通過將其業務外包進行垂直整合而從全球服務提供商那里尋求一種簡單的解決方案。相較于以前，投資者們更愿意開展跨境貿易；并且對于進入其它司法管轄區進行更多冒險活動，他們也早已做好了準備。因此，我們在全球性覆蓋方面的實力和在跨境貿易方面的專業知識就顯得至關重要了。我們以單獨一家企業的形式開展業務，在80多個國家中有超過120個辦事處，并擁有6500余名員工。

例如，我們最近為一家由歐洲投資者投資的亞洲管理機構提供了支援，該機構旨在通過一個盧森堡儲備型另類投資基金（一個新加坡保留結構的成分基金）的建立和后續管理而在澳大利亞進行資產管理。同時，我們還為一項澳大利亞管理投資信托和二級信托提供支持。所有工作均通過我們的全球平臺展開。我們的平臺由一位指定的客戶關系經理管理，確保在提高效率的同時實現流線型的透明度。

同時，我們有眾多客戶在倫敦或新加坡營運業務，他們可以同時對不同司法管轄區域內的多項資產進行投標。我們了解到，在進行投標準備、就投資結構取得一致意見和按照嚴格的時間表實現債務融資到位時，這些客戶的時間非常緊迫。因此，我們通過支持“了解你的客戶”（KYC）程序，確保及時實現認知結構一體化來幫助實現投標過程的流線型化。

展望未來，您是否計劃推出新產品？

以澳大利亞為例，隨著澳大利亞政府繼續吸引資金進行基礎設施發展，我們已經意識到了潛在的制度變化。對于未來任何新結構的變革和發展，如企業集體投資工具等，我們始終保持著開放的心態。盡管中國文化中心公司處于初始階段，但其公司董事角色是仿照英國開放式投資公司立法中規定進行設定，這將為現有的集體投資工具環境帶來頗具戲劇性的變化。

由于我們已經按照2014年7月生效的另類投資基金經理人指令的要求，在荷蘭和比利時提供受托人服務，因此，我們對所提議的中國文化中心的受托人作用背后的概念已十分熟悉。我們一直在對我們所提供的服務進行審查，并計劃開發新產品，從而與投資者需求保持同步。

Catherine Caradus是亞太地區私募股權房地產的高級總監，而Paul Adamiak是另類投資的高級經理，他們均效勞于TMF Group澳大利亞辦事處。

如您有任何疑問，歡迎即刻與我們聯系。

本文最早發表在2017年10月版的《基礎設施投資者》。